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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迈的在回顾那场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时，眼神里总会闪过一丝难以释怀的沉重。他坦言：“当初如果我们在抗战时期听张执一的话，也许就不用进行中原突围了”
这一句叹息背后，是数万将士的喋血沙场，是一个本来有机会改写的历史分岔口。那一年，有人看到了生门，却被当成了异类；有人守着坛坛罐罐，却最终失去了所有
翻开当年的作战地图，你会惊讶地发现，和郑位三麾下的这支部队，简直就是当时中国战场上的一个异数。
从1939年挺进中原时的“抗日游击大队”起家，短短几年，他们就像滚雪球一样疯狂膨胀。
此时的第五师，正规军已扩充至5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更是高达30万之众。
他们的战旗插遍了鄂豫皖湘赣五省边区，实控38个县的政权，建立了8个专署。
在整个新四军的七个师里，第五师的地盘最大，控制的人口最多，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同年4月，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豫湘桂战役。
军丢弃的，成了游击队最好的补给；丢掉的地盘，成了根据地扩张的沃土。
看着昔日不可一世的中央军被打得满地找牙，而自己的队伍日益壮大，谁不觉得形势一片大好？
甚至在某些干部眼中，中原大地已经成了我们的天下，只要守住这片基业，抗战胜利后就有数不尽的筹码。
翻开地图细看，你会发现第五师的根据地虽然大，却有着致命的先天缺陷——“散”。
第五师就像一座孤岛，彻底切断了与延安党中央、以及北方八路军主力的物理联系。
之前的生存，是因为日军和军在互殴，双方都腾不出手来对付这支“在夹缝中野蛮生长”的队伍。
这块处于中国心脏地带、扼守南北交通咽喉的战略要地，必然会成为兵家必争的死地。
到时候，这5万正规军和30万民兵，面对四面八方压过来的正规军团，还能守得住这些坛坛罐罐吗？
著名的侏儒山战役，就是他的手笔，硬是虎口拔牙，歼灭了日伪军5000多人。
他知道，现在的繁荣只是风暴前的宁静，如果不趁着日军无暇顾及、军溃败之际跳出包围圈，等待第五师的，将是灭顶之灾。
他准备说点什么，哪怕这话在当时听起来，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不合时宜”。
的目光，早已越过了鄂豫边区的那些坛坛罐罐，死死盯住了中原腹地——河南。
要知道，1944年的河南，在很多前线指战员眼里，不仅是烂摊子，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两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把“中原粮仓”变成了饿殍遍野的荒原，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惨状，正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紧接着，1944年4月，日军发动的“一号作战”，又用钢铁履带把这片焦土狠狠犁了一遍。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手握40万重兵，却在日军的攻势下上演了人类战争史上的溃败奇观。
当时河南民间流传着那个恶毒的诅咒：“水、旱、蝗、汤（汤恩伯）”，把军队排在天灾之后，足见人心尽失。
但在战略家眼中，废墟意味着真空，混乱意味着洗牌，而人心尽失，恰恰意味着新的政权可以长驱直入。
随后，一份被列为绝密的电报——《关于向河南发展的指示》，带着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意志，飞向了新四军第五师的指挥部。
它不仅仅是一道调兵令，更是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大决战，提前落下的一枚“天元”棋子。
日军虽然打通了平汉铁路，但那是条细长的线，他们的兵力就像撒胡椒面，根本守不住广阔的农村。
如果我们现在不进，等抗战一结束，蒋介石坐着美国的飞机军舰回来，我们就再也进不去了。
这将形成一个巨大的战略屏障，直接把隔绝在西北之外，甚至能从侧翼威胁南京和武汉。
八路军太行军区的皮定均支队，已经孤军渡过黄河，在豫西像钉子一样扎了下来，哪怕天天吃野菜，也在等着南边的兄弟部队。
第五师有了自己的被服厂、兵工厂，甚至还有学校和医院，俨然一个小型的“苏维埃国家”。
第五师这帮人，从红军时期就是打游击起家的，最擅长的就是在山沟沟里、芦苇荡里跟鬼子捉迷藏。
放着鄂豫边区这一大摊子“家业”不要，跑去河南喝西北风？这在战术上讲得通吗？
这种“故土难离”的情绪，在第五师上下蔓延得很厉害，甚至连一些高级将领也心存疑虑。
“老百姓把最好的儿子交给我们，我们走了，谁来保护他们免受还乡团的报复？”
但也正是这种基于乡土情结的“务实”，像一层迷雾，遮蔽了他们看向未来的目光。
他知道，必须说话了，哪怕这话会得罪所有的老战友，哪怕会被扣上“冒险主义”的帽子。
在那个“大老粗”遍地走、讲究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贴上“只会纸上谈兵”的标签。
甚至可以说，他是新四军第五师里最懂“巧仗”的人之一，是那种能把政治攻势转化为军事胜利的高手。
就在两年前的1942年，他刚刚给所有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侏儒山战役。
侏儒山，位于武汉蔡甸，离武汉市区也就几十里地，是日军眼皮子底下的战略要地。
这帮人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卡在汉阳、汉川、沔阳之间，像一颗，切断了我们根据地的联系。
他先是利用伪军内部派系林立的矛盾，派人渗透进去，策反、分化，搞得敌人内部互相猜忌，人心惶惶。
更重要的是，这一仗直接解放了汉阳、汉川、沔阳的大片土地，建立了川汉沔根据地。
第五师后来之所以能扩充得那么快，张执一打下的这块“钱袋子”地盘功不可没。
正因为他既懂政治，又懂军事，所以他在1944年看到的危机，比单纯的军事将领要深刻得多，也要冷酷得多。
我有5万正规军，我有几十万民兵，我有枪有炮，日本人来了我都不怕，来了我就更不怕了。
我们被压缩在鄂豫皖湘赣五省交界的夹缝里，看起来地盘大，实际上没有战略纵深。
一旦国共彻底翻脸，利用控制的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分分钟就能调集几十万大军把这个口袋扎紧。
他搞过太多的统战工作，深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从未改变，那是一个极其记仇且阴狠的对手。
而在那个时间窗口，第五师唯一的生路，就是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北上河南。
把部队拉到广阔的中原腹地去，背靠华北八路军，哪怕平原难打，至少背后是自家兄弟，有退路，有援军。
带着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张执一走进了1944年7月的那场著名的鄂豫边区党委扩大会议。
但他万万没想到，等待他的，不是理解和支持，而是一场比战场厮杀更让他感到无力、更让他感到孤独的交锋。
在一座古旧的祠堂里，鄂豫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屋内烟雾缭绕，几十张黝黑的面孔紧绷着，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
会议桌的主位上，德高望重的郑位三磕了磕烟袋，打破了沉默。他抛出了那个后来引发无数争议的八字方针：“以巩固为中心，向南发展。”
郑位三环视四周，语重心长地说：“们，咱们第五师这点家底，是拿命换来的。现在老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主力若北上，这一大摊子谁来守？”
他说到动情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前脚刚走，后脚就会回来清算。到时候，怎么对得起把最后一碗米都省给我们的江东父老？”
这番话，瞬间击中了在场将领的软肋。大家是子弟兵，谁舍得丢下父老乡亲不管？
紧接着，一位主力旅长站了起来，指着地图补了一刀，从军事角度给“留守派”加了码。
“感情归感情，打仗归打仗。但去河南？那是大平原！咱穿草鞋的在平原上跟人家骑兵、汽车轮子打？那不是去送死吗？”
“平时咱们在山沟里跟鬼子捉迷藏，那是看家本领。到了平原，光是跑都能把队伍拖垮！”
这番话彻底引爆了会场的情绪。“留守派”的声浪瞬间淹没了会场。在大家看来，守住鄂豫边区这个“金饭碗”，依托大别山打游击，才是最稳妥的活法。
张执一没有看那些坛坛罐罐，而是几步跨到地图前，把手狠狠拍在了中国地图的中部。
“们，别只看眼前！现在日本人还在，不敢动我们。等日本人一投降，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压过来，这里就是个死胡同！”
“往北是平汉路，往南是长江，我们就是瓮中之鳖！一旦抗战结束，蒋介石封锁交通，切断经济，别说巩固了，我们连盐都吃不上！”
“北上确实险，但只要冲过去，就能和太行山的八路军连成一片，那是我们的战略纵深！”
“所谓的‘巩固’，在战略包围面前就是坐以待毙！留在这里，我们就是困在笼子里的老虎，等着猎人来剥皮！”
对于习惯了山地游击战的指战员们来说，张执一描述的那个“宏大战略”太遥远，而眼前的平原恐惧症却是实打实的。
为了应付中央的命令，决定只派出一小股部队象征性地北上“探路”，而主力继续留守，“巩固”根据地。
他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心如刀绞。他知道，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折中方案”，其实是最坏的选择。
它既没有守住根据地，也错过了打通南北的唯一时间窗口。这是一场典型的“温水煮青蛙”，现在的安逸，是在透支未来的生存空间。
那场激烈的扩大会议结束了，但余波并未平息。对于张执一来说，那次拍案而起，不仅没能扭转乾坤，反而成了他军旅生涯的一道分水岭。
理由很冠冕堂皇：鉴于张执一思想比较“活跃”，建议调离一线作战部队，前往新四军军部进行“学习”和“审查”。
它不是清洗，也不是处分，而是一种“冷藏”。就像一把刚刚淬了火、正准备砍向敌人的利刃，突然被收进了满是灰尘的刀鞘里。
作为一个有着极高党性修养的老党员，他默默收拾了行囊，交出了第15旅的指挥权。
他离开那天，很多老战友没来送行。大家都在忙着“巩固”根据地，忙着在即将到来的胜利前夜分得一杯羹。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残酷：你明明看到了前面是悬崖，你声嘶力竭地喊了出来，结果大家觉得你这人太悲观、太吵闹，把你赶下了车。
当时主持工作的华中局领导在仔细翻阅了张执一的履历和那份北上建议书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反党”的痕迹。
虽然还在革命队伍里，虽然还受重用，但性质完全变了。他从一个手握兵权、能直接改变战局的一线指挥官，变成了一个搞人际关系、做幕后工作的“文职”。
而与此同时，在鄂豫边区，那个被视为“折中方案”的北上行动，正如张执一预料的那样，撞得头破血流。
为了执行中央命令，同时也为了验证一下北上到底行不行，拼凑了一支一千多人的队伍。
这支队伍叫“河南独立团”，由一批老红军骨干带领。他们的任务是：挺进河南，打通与太行山八路军的联系。
一千人，听起来不少，但在广袤的中原平原上，在日伪军和的夹缝中，这就好比是往大海里撒了一把沙子。
这一千多名勇士，虽然个个如狼似虎，但在绝对劣势的兵力和地形面前，只能被动挨打。
最终，这支承载着“北上希望”的孤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没能完成打通南北通道的战略任务。
他们用一次因为投入兵力不足而导致的失败，反向验证了“不该投入兵力”的正确性。
却没人愿意承认，如果是五万大军主力北上，如果是成建制的兵团作战，局势会不会完全不同？
当兵力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质变。五万人的主力兵团，是具备攻坚、野战和控制面能力的。
就在大家庆幸“决策英明”、继续在大别山里过着安稳日子的时候，时间悄悄滑到了1945年。
他看着地图上那一块块被军慢慢蚕食的区域，心里的焦虑像野草一样疯长。
根据地里到处张灯结彩，庆祝日本投降的传单雪片般飞舞。大家都觉得，好日子终于要来了，和平终于要来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那那充满电流杂音的投降诏书通过广播传遍了中华大地。
在当时的第五师官兵眼里，好日子终于来了。鬼子走了，咱们这么大的地盘，这么多的人枪，接下来就是在这个根据地里安居乐业，甚至可以像古代的诸侯一样，坐镇中原，笑看天下。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就在欢庆胜利的烟花升起的同时，一张巨大的、带着寒光的铁网，正在头顶悄无声息地落下。
蒋介石，这位隐忍了八年的政治强人，此时此刻，他的目光并没有停留在南京或上海，而是死死盯住了中原。
这块地方，往北控制平汉路，往南扼守长江，往西屏障四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更何况是一支拥有五万正规军的武装？
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可以暂时放过其他地方的八路军，也要先把中原这颗钉子拔掉！
原本驻守在周围的日军和伪军，摇身一变成了的“先遣队”。他们接到的命令只有一条：原地驻防，要把新四军死死堵在根据地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刘峙，那个被戏称为“福将”实际上却阴狠无比的大员，坐镇郑州，指挥着整整30万大军，构筑了一个名为“碉堡封锁线”的钢铁牢笼。
这时候，第五师的指战员们才惊恐地发现，张执一当年的那个“地缘死局”预言，真的一字不差地应验了。
蒋介石这一手玩得太绝了。他不仅仅是军事包围，更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经济封锁。
战士们的军装烂了没法补，冬天只能穿着单衣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伤员没有药，只能硬生生地扛着感染的剧痛；最可怕的是缺盐，大家浑身浮肿，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
从1945年底到1946年初，短短几个月时间，中原军区就发生了1000多次大小战斗。
根据地的范围在一天天缩小，五万大军被压缩在宣化店周围方圆不足百里的狭小区域内。
那些曾经在祠堂里高喊“留守巩固”的将领们，看着地图上那密密麻麻的蓝色箭头（军），看着战壕里饿得面黄肌瘦的士兵，心中涌起了一股彻骨的寒意。
至少我们现在应该背靠着太行山，吃着山西的小米，拿着缴获的武器，和在广阔的天地里打运动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人堵在墙角里慢慢勒死！
站在作战地图前，看着那个已经被压缩到极限的红色圆圈，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但比雷声更响的，是30万大军合围而来的炮声。那一刻，所有的侥幸心理都随着这漫天的炮火灰飞烟灭。
在此之前，和郑位三已经做出了最后的部署：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突围，跳出的包围圈，向西进入陕西，或者向东回到华东。
拥有7000人的皮旅，被要求在东面大张旗鼓地佯动，要在三天内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把自己伪装成中原军区的主力，吸引刘峙那几十万大军的火力。
皮定均接令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带着部队在阵地上疯狂地挖战壕、放鞭炮、虚张声势，硬是让以为大鱼就在这里。
那一战，皮旅打出了神迹。他们在完成了掩护任务后，并没有像预想那样全军覆没，而是由皮定均神来之笔地指挥部队突然转向，沿着一条谁也想不到的路线，奇迹般地杀穿了包围圈，一路狂奔到了苏皖解放区。
在泥泞的平汉铁路沿线，在陡峭的武当山山道上，无数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
为了轻装急行军，部队丢弃了所有的重武器，丢弃了所有的辎重。甚至到了后来，为了不暴露目标，连生火做饭都不行，大家只能抓一把生米往嘴里塞，或者啃树皮、喝雨水。
突围是高强度的急行军，日行百里是常态。那些在之前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根本跟不上队伍。
许多伤员含着泪，把枪里的子弹留给自己，对着战友挥手：“你们走吧，别管我了，我给你们断后！”
这些留下来的人，大多没能活下来。他们有的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有的惨遭还乡团的杀害。
北路军虽然最终冲破了平汉铁路封锁线，进入了陕西，但建制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
他们在武当山地区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那是真正的绝境，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粮食断绝。
等到1946年底，当硝烟终于散去，人们开始清点人数时，一个惊悚的数据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剩下的人呢？那一万多名失散的战士，那一万多名牺牲在突围路上的英魂，哪怕是幸存者，也大多带伤带病，元气大伤。
整整3万人的损失！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3万个鲜活的生命，是3万个家庭的破碎。
如果两年前，听了张执一的线万大军在兵强马壮的时候主动北上，依托黄河天险和太行山根据地，现在的局面会是什么样？
哪怕也是死人，那是在冲锋的路上战死，而不是在饥寒交迫的逃亡中窝囊地倒下。
中原突围虽然在战略上牵制了30万大军，为其他解放区争取了时间，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战术上的惨烈损失。
而那些倒在突围路上的战士们，似乎在用他们最后的呼吸，验证着那个被“流放”的战略家张执一的预言：
“当大浪打来的时候，只有提前修好方舟的人才能活下来。抱着柱子不撒手的人，终将被洪水吞没。”
当年的血色突围，渐渐变成了教科书上冷冰冰的文字，变成了烈士陵园里沉默的石碑。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身居高位的，在一次回忆录的撰写座谈会上，突然停下了话头。
老人的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富丽堂皇的会议室，穿透了四十年的岁月迷雾，重新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大别山祠堂。
“当初，我们执着于一时的得失，只想安稳于现状，这才有了被国军围困的危险局面。”
“如果当初，我们能采纳张执一的意见，全力支持北上战略，依托河南打通与山西的联系，或许就不用经历如此惨烈的中原突围了。”
要知道，作为当年中原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作为后来新中国的国家主席，能如此坦诚地、公开地承认自己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的失误，这需要何等的胸襟，又需要何等的勇气。
但这句迟来的“道歉”，对于那些长眠在中原大地上的数万英魂来说，却是这世间最沉重的祭文。
他愧疚的是，因为当年的那份“不舍”，因为那份想要守住坛坛罐罐的“小农意识”，导致了数万兄弟白白送了性命。
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在隐蔽战线（统战部）这个新的战场上，他再次展现了自己惊人的战略天赋。
他策反了的大量高级军官，甚至连蒋经国的“太子军”预干总队都被他渗透得千疮百孔。
解放后，许多当年在中原突围中被打散、被迫留在当地隐姓埋名的老战士，因为失去了组织联系，不仅生活困顿，甚至在历次运动中遭受了不白之冤。
他四处奔走，以个人名义写信、作证，向组织说明情况：那些人不是逃兵，他们是不得不留下来掩护战友的伤病员，是被迫分散突围的英雄。
它要求你必须克服对舒适区的眷恋，克服对坛坛罐罐的不舍，甚至要克服对眼前牺牲的恐惧。
如果当年第五师北上了，也许就没有后来的中原突围惨案，也许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就会有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或许都会因此加快。
当风吹过山岗，松涛阵阵，仿佛依然能听到1944年那个祠堂里，一个年轻人声嘶力竭的呐喊：
当危机来临时，最大的危险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我们对于“改变”的恐惧，和对“现状”的盲目贪恋。
